宗璞:我的父亲冯友兰
【多维新闻】《中华读书报》记者陈洁/冯友兰,(1895--1990),河南南阳人,1915年入北京大学中国哲学门,1919年赴美留学,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,历任中州大学、广东大学、燕京大学教授、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,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。1952年后一直为北大哲学系教授。
主要著述
冯友兰有三史(《中国哲学史》《中国哲学简史》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)和贞元六书(《新理学》、《新世训》、《新事论》、《新原人》、《新原道》、《新知言》)。
采访手记
就一己之偏见而言,我对冯友兰一直深表同情。我猜他是性情温绵的人,做不来怒目金刚、铮铮烈士。又一直在高位、受礼遇惯了,一朝改变,倒成为最大的“改造”对象。批判旧思想、接受新思想,人人都求进步,思想改造就是进步。
他牺牲了自己的尊严来谋取生存空间,委屈求全于一个苦难的时代。对委屈者的求全责备,是在为苦难的时代开脱罪责。以气节来评价人是残酷的,在局外站着说话的人,用完美道德的义正辞严来要求别人当贞洁烈妇,与礼教杀人的思路实在一脉相承。
宗璞坐在三松堂的老式旧宅里,缓缓地说着家事。空气中有久远的东西在流动,是受伤的叹息和哀婉。能看出来,她最看重的只有两样:她的创作,和她父亲的声誉。她爱父亲,为之辩护,甚或有“护之过甚”之嫌,但我是理解的。在那个时代,谁的灵魂没被扭曲?尤其是知识分子。冯友兰不过是一个代表,只追究个人责任是不公平的。所以她要为古人讨公平。
父亲是教育家
父亲一生有三方面的贡献,一是写出了第一部完整的、用现代逻辑方法的中国哲学史,是这个学科的奠基人之一,二是建立了他自己的哲学体系,第三他是一位教育家。很多人对这点不熟悉。我想着重讲一讲。他一生没有离开过讲台和学校。1918年他在北大读书时就曾到中学进行考察,写了《参观北京中等学校记》的调查报告。对当时的军事化教育提出不同看法。所谓军事化教育是指教材、教法整齐划一。他觉得这不利于人的发展。
他从美国留学回来,担任中州大学哲学系主任、文科主任。中州大学是新建的,河南历史上第一所大学。1925年校务主任离职,父亲主动向校长要求接任,他说,“我刚从国外回来,不能不考虑自己的前途,可选择的前途有两个,一是事功,一是学术。我在事功方面抱负不大,只想办一个好大学,所以需要指挥全局的权力。否则,我就要走学术研究的路子,那就要离开开封,去一个学术文化中心。”校长没有答应,但对他的直言很赞赏。父亲当年8月就去了广东大学(今中山大学)。后来1930年河南中山大学(即中州大学)再聘他为校长,但他“已经在清华找到安身立命之地”,没有去。
父亲长期做高校管理工作,担任清华文学院院长18年,西南联大也任文学院院长。1930年和1948年,两次被推选为清华校务会议临时主席,主持清华校务。写过大量的教育论著,联大纪念碑文、《国立清华大学教授会宣言》、《大学与学术独立》、《论大学教育》等。
父亲很爱护学生。曾说在学潮中,学校负行政责任的人是政府任命的,不可能公开站在学生一边,但和学生又有师生关系,爱护学生是当然。所以只能中立,希望学生不要罢课。这一态度与蔡元培、梅贻琦、都是一样的。国民党军警迫害的学生只要信得过他,到家里来隐蔽,他都尽力掩护,从不问他们姓名。他保释和掩护过的学生有黄诚、姚依林等。
他认为大学要培养的是“人”而不是“器”。器是供人使用,有知识和技能的可以供人使用,技术学校就能做到,大学则是培养完整灵魂的人,有清楚的脑子和热烈的心,有自己辨别事物的能力,承担对社会的责任,对已往及现在所有的有价值的东西都可以欣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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